塔可夫斯基：以“苦难”之名，提前总结自己的人生处境 — 新京报

对于作者来说，日记就像一个私人的地下仓库，囊括一切，不分贵贱，不刻意分类，内容五花八门。精心制作的小说、电影等作品就像精美的瓷器，适合在公共场所展示，供人们欣赏。如果作者想要深入研究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无论多么复杂和混乱，期刊可能是更好的方式。生活本质上是混乱的。塔可夫斯基因他的几部电影而受到好评，成为电影界的典范。他的日记《殉道记》记录了他从1970年到1986年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他对电影艺术和人生，最重要的是个人实践的哲学思考。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是苏联导演、作家和电影理论家。他还执导戏剧和歌剧。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制片人之一。他的第一部电影《伊万的童年》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奠定了他的国际名人地位。 《安德烈·卢布列夫》、《进入太空》、《镜子》、《潜行者》被认为是电影史上的经典。 1986年，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总体来说，塔可夫斯基的日常经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总之，“生死相烧，苦无休止”。缺钱是一种普遍的痛苦，Ta一家也不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你无法逃避其他的忧虑。塔斯马尼亚人还必须应对人际关系中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他还感到极度孤独并害怕死亡。作为哥斯达黎加的一名苏联裔导演，拍摄和发行电影需要与当局进行长期的交往。不难想象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无助。但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救赎”的纯粹渴望。他相信人类不能仅仅依靠物质来过正常的生活，而必须寻求一种引导人走向真理的“精神道德文化”，而“艺术家就是寻求真理的人”。他说：“人不能没有希望而生存……你觉得怎么样？”你还在等什么？我相信，尽管生活中遇到种种困难，人仍然可以充满善良和自尊。”“善”是道德文化的基础。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善”接近太史后来认识到的“爱”，即大爱。“唯一能抵抗这种全球性毁灭的就是爱，当然还有美……”而善与美与他通过电影所寻求的“真”，即“本质”相和谐。 存在。“a”。这就是塔可夫斯基想要的“救赎”。在寻找的过程中，他经历了“精神与现实的摩擦”，也了解到“自己远非完美，甚至陷入了罪恶与混乱的泥潭”。然而，直到他的死后他继续努力向世界传达他想传达的信息。 （介绍人：张进）本文内容摘自北京新闻书评周刊10月24日版特文《日记中的塔可夫斯基》，B04-05页。塔可夫斯基 B01 《主题》日记 B02-B03 《主题》塔可夫斯基：消除幻想，迫使观众面对“存在”本身 B04-B05 《主题》恐惧、不满和不可避免的痛苦：塔可夫斯基梦中的《殉难》 B06 《主题》《我不明白为什么》 人才想当编剧》：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文学剧本 B07 《历史》新应用《安史之乱》经典 B08 《中国学术文摘》司法实践和大众文化两篇文章汇编 | 《殉教：塔可夫斯基日记 1970-1986》 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译者：李 刘西农版：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殉教》为名塔可夫斯基给了他的日记。尽管他并不立即喜欢这个名字，但他在随后的几本日记中继续使用它。我于1974年12月18日开始写的日记第二卷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简短的一句话：“这个标题是自命不凡、虚伪的，所以我把它留在这里，作为一个不可磨灭的谦卑灵魂的纪念碑。”后来，他在日记的封面上，一字一字地小心翼翼地写下了“Мартиролог”（殉难）几个字。此外，第一卷的封面上有水果、树叶、蜗牛、链条和蜡烛。塔可夫斯基的儿子在序言中写道：“我的父亲称他的日记为‘殉道者’。”塔可夫斯基似乎已经用“苦难”这个名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处境。这些日记从1970年4月30日一直持续到1986年12月15日（两周后他因肺癌去世），实质上记录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流逝和主人公的特殊身份让人产生了很多兴趣。这本相当厚重的日记（中译本有850多页）。通过每一部影片，读者可以从各个方面感受到时间在塔可夫斯基电影生涯和个人生活中的印记，从小儿子安德烈的出生和成长，到他与妻子拉里莎关系的变化，再到塔可夫斯基自身的能量和他面对死亡的态度。影片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获奖背后的风波，导演与苏联电影界的关系，对祖国和希里亚的感情，以及他的“流亡”计划……在这个复杂而坎坷的故事中，有一些与导演自身创作息息相关的元素，引起了作者的注意。这是我日记里多次写过的一个梦。 “梦想”是塔可夫斯基日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他电影作品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他的日记中，他将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梦境的主人可以控制梦境的事件就像一个“创造者”。二是梦者无法控制局势，“被迫忍受折磨，却无法保护自己。梦中的一切都是可怕而痛苦的（如卡夫卡的作品中那样）”。塔可夫斯基本质上是一个敏感而深思熟虑的人，他的梦想更多属于后一种类型。离奇而浪漫得可怕的场景也揭示了他流行的心态。他有精神问题，曾经痴迷于超自然的治疗方法。就其本身而言，他完全抛开了自己在日记和采访中经常贬低的“物欲”，而专注于精神想象。而那些梦，就是导演本人所陷入的恐惧、不满和无尽的痛苦，它就像一面镜子或者一个影像，反映着各种内心的感受，比如感知。恐惧：“孤独就是死亡” 1980年7月20日，塔可夫斯基从噩梦中醒来。他梦见了他的妻子拉丽莎不在莫斯科。他前往列宁格勒寻找妻子。因为我听到传言说有人在不懈地追求他的妻子。她同意了。他在梦中抵达列宁格勒，发现谣言是真的。 1982年5月31日，他记录了另一个梦，梦中他梦见了他的妻子、儿子和继女，但他说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他感觉自己被排除在梦之外，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失落”。塔可夫斯基在他的时代多次表达过他嘲笑自己被亲人“抛弃”的恐惧。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家人的孤独中度过的。他的父亲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在他三岁时与母亲分居，给他留下了痛苦的童年。成年后，塔可夫斯基将父亲视为文学和艺术上最好的朋友，并在《镜子》、《潜行者》和《怀旧》等电影中表达了对父母深切的爱。然而，在《殉道记》中，塔可夫斯基的表现更像是这样具有“回避型依恋人格”的人。他坦言，见不到父亲的时间越长，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会越焦虑、越害怕。他“对父母的感情非常复杂”，“我们的关系中有一种纠葛和莫名的痛苦”。他深深地爱着父母，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即使母亲中风后，他也因为自己与病魔的斗争而很少能够去看望她，这自然增加了他的孤独感。塔可夫斯基。 1983年拍摄《怀旧》后，塔可夫斯基对自己的作品受到苏联电影机构的打压感到不满，决定“流放”到欧洲。然而，苏联政府不允许他的儿子出国，他在对儿子的感情中挣扎了三年。直到晚年，他才与妻子和孩子团聚。读塔可夫斯基的文字，读者不禁产生共鸣与生活在这位大导演内心世界中的孤立的“孩子”相处。他渴望拥抱家人，但一生都没有机会对他们说实话。当他住在意大利时，他想见见家人，却被告知他担心被抛弃，这加剧了他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致命的抑郁……恶心、呼吸困难。我感到非常孤独……拉里萨不在身边，她不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只有Japa（指着Andryusha），但他也不需要我。我孤独一人，我孤独一人。我被这种致命的孤独吞噬了。当你开始明白孤独就是死亡时，这种感觉会变得更加可怕。每个人都背叛过我，或者迟早会背叛我。我孤独无助，灵魂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张开，死亡开始渗入其中。我很害怕，我的皮肤处于孤独的边缘。我只有Yaps（Andryusha）。我不想再活了。生活是不美好的拉布尔。 （1979年10月22日）与此同时，陷入绝望的塔可夫斯基祈祷解脱。另一方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是无法克服的心理障碍。在1970年的日记中，他以作家特有的生动、富有表现力的风格回忆了祖母的葬礼、父亲第二任妻子的葬礼以及祖母的去世。他非常害怕死亡，并且对自己与死亡的联系保密。但“死亡”却始终深入他的意识和梦境。塔可夫斯基不仅在梦中遇到了已故的伴侣，还梦到了胸部大手术、梦到某人意外死亡，甚至梦到周围的一切都像死了一样；在那可怕的梦中，他不仅目睹了自己变成了尸体，而且“体验到了早已忘记的感觉；这一切不是梦，而是现实”（1974年6月12日）。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中，死亡自始至终都是作为“缺席的公关”出现的。诗人的自杀、女主人公的孤独、戈尔恰科夫对故乡的依恋，都展现了存在的本质。现实生活中的塔可夫斯基也是如此，他时刻都在思考死亡。1980年6月10日，他梦见自己睡在母亲旁边的地板上，周围是熟悉的风景。他去河边洗脸，母亲对他说话……这个原本就很诗意的场景是 因为这是他前世的场景（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而他醒来后，这被解释为死亡即将来临的征兆。颇有些吊诡的是，与想象中对死亡的恐惧相比，塔可夫斯基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且无法康复时，在日记中却表现得极为克制，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非常难受”。我的左侧胸部很痛。忘记它吧。也许 我不必再写这件痛苦的事情了。”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写道剧本、装饰他的房子、口述手稿的最后几章、阅读小说、策划新电影，就好像死亡从未存在过一样。在 12 月 6 日的最后一篇日记中，我列出了 17 项待办事项，后面省略了。虽然生病期间一直做梦，但说话的语气却更加平静。他梦见母亲死而复生，从墓地回来，靠在门框上，喘着粗气。这次她没有表现出悲伤或恐惧：“我走近她，拥抱了她。”塔可夫斯基。抱怨：“我最大的弱点之一是我不宽容。”塔可夫斯基从来都不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导演。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都提到塔可夫斯基坚强而刻薄的性格。他的观点很高，经常嘲笑同事的艺术水平，并像对待工薪族一样对待他的搭档。即便是在担任导演的工作中，他也展现出了霸道、霸道的一面。可以说，这些日记都是之前说法的证据。暴露了塔可夫斯基“天地物”的一面。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1981年11月13日）承认：“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我不宽容。”批评权力机构和公众，鄙视国内外同事，经常批评家人和朋友，与自己无法相处。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这种“不宽容”性格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塔可夫斯基摘自蒙田《随笔》的一段话中找到答案。 “根据历史经验，先知不仅不被自己的家人理解，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不被接受！”在《殉道记》的早期著作中，这种对“先知”的敌意尤为明显。他称同事为“白痴”，并不敬地表示：“塔可夫斯基只有一个，格拉西莫夫却有无数”。他基本上拒绝了所有苏联导演和编剧。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安吉洛甚至现代著名导演的电影像普罗斯、科波拉等校长，他都没有认真对待。他称这些影片“不太好”、“差得难以形容”、“现实、无桨动画”，即使在梦中他也不忘记批评苏联戏剧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新处女作：“一部由散文改编的经典作品，含义太多，无聊、做作、愤世嫉俗。”与《战斗朋友》相比，与苏联电影管理局的冲突几乎占据了整个议程。塔可夫斯基勃然大怒，因为他虽然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在自己的国家却不受待见，说：“哪个国家不想利用我赚钱呢？”他梦中的一个场景似乎是中心隐喻。人们正在为他的棺材打地基。然后他又复活了，没有人感到惊讶。 “我们都去了澡堂，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没有门票。 “我们撒谎说我们是澡堂的员工，但他们没有给我们工作许可证。”塔可夫斯基遇到了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情况。每次他的电影事业都遭受挫折，他就无法进入苏联电影人的俱乐部。塔可夫斯基在《卢布廖夫》片场。塔可夫斯基的傲慢言论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读过他对艺术世界、拍摄风格和方法的痛苦判断后，你不禁佩服他的真诚。他的想法很 深刻而刺激，他的批评主要是出于艺术的需要而不是个人恩怨。塔可夫斯基认为，“精神和道德文化不是由偶然天赋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摆脱自我欲望、能够从自己身上提取创造力和精神生命的人创造的……拥有天赋是一种不幸。一方面，它不尊重人，但另一方面，它又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责任。”换句话说，他从“应该是什么”的角度来批判艺术，并有明确的理解。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艺术观念。因此，别人对他的电影的好评并不一定能让他满意。他渴望的是大众对艺术的真正理解；他根据他们的真实态度给他们正确的立场。 “为什么赞美和咒骂让我这么恼火？这样的赞美让我很焦虑，因为赞美我的人比咒骂我的人更不了解我。”换句话说，我的虚荣心与我的自尊无关。我知道自己的价值，但我不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 ”（1981年6月15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塔可夫斯基对人和事的挑剔越来越少，性情变得内向平和，从外在的情感表达转向内心的精神探索。198在一年的日记中，他梦到了伯格曼，并与他谈论了演员表情的独特性。现实中，他在与苏联当局打交道时面临的情况仍然是巴达，特别是特别是近年来。很少。那一年，苏联政府处理了塔可夫斯基小儿子的“拘留”问题。然而，塔可夫斯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并同情他人的情绪。当罗马之行受阻时，两位年轻教练萨沙·索科洛夫和尤拉·里维洛夫深感窒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为关系而面临领导层的困难。 1983年2月4日，他梦见了住在柏林的剧作家弗里德里希·戈伦斯坦。 “在梦中，他已经老了，头发花白，充满了不幸。”他还对夹在他和苏联电影委员会之间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尼古拉·西佐夫产生了兄弟般的感情。 1982年5月20日，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西佐夫以异常温柔的语气自言自语。他们躺在露台上的扶手椅上，他甚至记得西佐夫亲吻了他没刮胡子的脸颊。和西佐夫在一起，他的健康状况如何？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西佐夫工作态度和审美意识的谴责。塔可夫斯基的早期日记很少提及他对朋友的依恋。即使你梦见已故的朋友，醒来时你也会感到沮丧和不幸。然而，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的心却变得越来越柔软。在瑞典拍摄照片时，她结识了摄影师斯文·恩奎斯特(Sven Nyqvist)，并得知斯文经历了失去儿子的痛苦。塔可夫斯基很担心他，说：“他身边没有朋友。”如果我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会很幸福。” “苦难：幸福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塔可夫斯基的日记不仅仅是关于痛苦、不满和恐惧的梦想。他曾经写过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到处鲜花盛开，景色郁郁葱葱。梦见谁在树木茂盛的日子里散步。他站在悬崖前，俯视下面宽阔的河流，抬头看着一堵古老的圆形砖墙。 “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我感到很满足。”我在北极，在雪地里抱着一只白色的北极熊取暖。然而，这些场景很少出现在塔可夫斯基的梦中，也很少出现在现实中。尽管塔可夫斯基自称为“悲观主义者”，但他从未将“平静的岁月”作为人生目标。 1982年1月9日，在写到他的朋友、格鲁吉亚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Sergei Parajanov）的许多人被监禁时，他突然表达了这样的感慨：“我们尘世的生活不应该有幸福（只能有对幸福的追求），而应该有痛苦。”灵魂的痛苦，是在邪恶与邪恶的冲突中训练出来的。”1983年戛纳电影节接受记者专访时，塔可夫斯基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厌倦了人们热衷于幸福，认为只有纯洁的灵魂，像孩子和老人，才有获得幸福的权利。对他来说，幸福意味着忽视环境。关于情感和精神的区别，他引用了黑塞的直觉。他认为情感是人与物质的相遇。”与灵魂的本质无关。这些说法不禁让人想起“怀旧”的细节。主人公戈尔恰科夫手里拿着一支蜡烛，试图从水池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蜡烛”象征着一种脆弱但不朽的精神信仰。如果这个动作重复多次，英雄的个人怀旧就会持续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消失。重要的是精神。这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怀旧情绪”的反映，一种衬托精神仪式的情感。 《乡愁》剧照。 在俄罗斯文学艺术中，“苦难”作为生活的主色调并不罕见。然而，塔可夫斯基一生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以及他日记中不断的思念，却给了他读者有一种印象，即这种“痛苦”是可见的、可以量化的。塔可夫斯基坚信，没有信仰就不可能从事科学研究，更不可能进行艺术创作。从这一点来看，他绝对是艺术领域一位纯粹的烈士。多年与苏联官员和苏联电影管理局的交往使他的梦想充满了悲哀和痛苦。他多次梦见勃列日涅夫，但也梦见对政权的抵抗。并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深切关注。在1976年的梦中，他因为一个小错误而被监禁，但后来因某种原因重获“自由”。但他害怕极了，继续寻找监狱，终于找到了带有苏联国徽的监狱门。他很高兴，也担心自己在监狱里会受到不好的对待，但他相信，与被留在外面的恐惧相比，恐惧根本不算什么。监狱。这个梦就像是未来的征兆。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塔可夫斯基在国外，但无法找到自由。相反，他为了养家糊口而在苏联各个权力部门之间穿梭，这让他身心俱疲。在1982年的一个梦中，斯大林“看起来很年轻，黑发”，向他的伙伴讲述了忠于传统的重要性，他的手势充满了情感。一种崇拜和恐惧的混合体。塔可夫斯基对艺术、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对审查制度和审美标准的不满，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不断折磨着塔可夫斯基。他在日记中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坚持拍电影的必要性，但他坚信只有经历非人的苦难才能提高作品的艺术品质。他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不断地抄写那些让他感动的部分，并与自己的日记进行比较。 1981年8月，他引用别尔嘉耶夫的话：一位旅居法国的俄罗斯哲学家说：“即使有些离经叛道……但是，我深深地爱着俄罗斯。请相信我，俄罗斯人民，有伟大的普世使命。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是俄罗斯人。”当时，由于他与艺术委员会领导意见不合，拍摄工作陷入停滞。他始终坚信自己肩负着传播精神之火的“烈士”使命。他不想被别人崇拜，也以成为偶像为耻。 “他总是渴望被需要。”他是一位持续欣赏人类普世精神、对民间艺术和世界观的理解的艺术家。电影艺术的独特性。在生命的最后，我仍在思考牺牲的本质，思考如何拍摄新电影《各各他》，并制定了一份需要我自己完成的任务清单。他甚至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将会如何运转。 1986年9月29日或30日，他在《日记7》中记录了他的最后一个梦《殉教记》：“我梦见了一座修道院。院子里有一个古朴而美丽的角落，有一棵大老橡树。突然，我看到火焰从树根处冒出来，我意识到地下通道里点燃的无数蜡烛都着火了。两个惊恐的修女向我跑来。然后火焰蔓延到地面，我意识到为时已晚，所有的树根都变成了滚烫的灰烬。我 心里很难过，心想如果院子里没有这棵橡树会怎样。没人会在意，它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塔可夫斯基》作者/编辑张猛/张进校对何安安/薛景宁